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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问题并没有解决，倘若我们不清楚法律的暴力形式（强制力之一种表现）究竟为何，不理解法律的强制力只是为了禁恶止非，为了维护社会的秩序与平衡，那么，就很容易让法律的强制力和权威性滑入暴虐的泥坑。

礼是人性恶的约束遏止，因而是间接的。第一节 中华法系与世界其他法系的根本区别一、与古代各国法律的比较[1]现今还能见到的古代法律首推汉谟拉比法典，因其镌刻在黑花岗岩石柱上而流传至今，这部距今三千七百多年的法典，正文共有282条，1—5条，是关于司法方面的犯罪。

[70] （美）博登海默著，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中国政治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92页。话说回来，法律是应该有义理支撑的，没有义理支撑的法律，不仅蔓散无序，而且容易滋生任性恶法。九、不可作假证，陷害人。[43] 王世杰著，刘猛编：《王世杰文集》（下）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964页。其他几个方面我们这里不提了，主要讲一下和我们这里的主题有关的第一个特征，也是何意志最看重的一个特征，他这样写到：传统中国法律的渊源是习惯法、道德规则、过去流传下来的行为规范（礼）和皇帝颁布的法律。

[36]因此，这一次的争论没有深入的法理探讨，只是见子打子的反复诘难，甚至是政治干预下的学理屈就，从而使道德与法律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更谈不上深化了。最大的不同在于，儒家的道德是出于人性善，伦理和法是出于人性恶，这里既有区别，又同出于人性，是更为本源的。但是，由于恶的对立的产生，如家暴的出现，如第三者插足，如夫妻间因其他原因导致的严重不合，使二者的对立统一关系转化为恶的对立，婚姻关系处于破裂的边缘。

他矻矻以求，不能见容于诸侯。[33] （英）约翰·奥斯丁著，刘星译：《法理学的范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76页。[49]不过这时对正义的讨论都过于简陋和抽象。[43]正是这些认识上的障碍，人类对自然法的认识是渐进的、发展的、变化的。

这样的道，肯定不是天然的，而是需要后天的教育、学习、实践来得到的。我们不妨来试一下：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201] 在韩非子之前，早有法家，只是韩非的加入，使法家更有理论色彩，且性恶论作为法制的基调得到肯认。罗尔斯对正义有很高的评价，他认为正义是社会体制的第一美德，[70]正义的基本主题就是社会的基本结构[71]。[78] 这与中国的法学思想有明显的区别，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先秦诸子已经在探讨道德与法的关系了，而到了两汉魏晋，道德与法的关系有了更深入的论证。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

[181] 这一自然段的引文均出自《中庸》。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另时作为不返回自身的东西，形式就是与内容不相干的外在存在。严存生先生把西方对道德与法的探讨分为两个阶段，即潜阶段和显阶段，潜阶段主要指近代以前西方法学对道德与法关系的论及，在这一阶段并没有道德与法的专论，道德与法的关系隐藏在自然法或正义的论述中，只有含混地有所涉及。

持满者与天，安危者与人。[95] 富勒似乎有足够的聪明，他提出的八项规则，对于法律来说是重要的，这是实现法治甚至良治的必要条件。

维护道德与权利的正常行使，是法律的内容性规范。[82]以及他随后的解读，黑格尔的法律可作社会规律解，而黑格尔的法也就囊括了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

现在的人，能够被师长和法度所感化，积累文献经典方面的知识、遵行礼义的，就是君子。所以弯曲的木料一定要依靠整形器进行薰蒸、矫正，然后才能挺直。在法的根本遵循上有如此多的歧说，其主要原因可能是未悉人性恶的社会根源。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它是普遍适用的，不变而永存的。[128] 我们在引证先秦诸子的论述时，先作一声明：先秦诸子的著述，后人多有疑者，或指其伪托，或指系门生所为，或指为窜谬。

名者，上下之所同道也。[110]因此，人们订立社会契约，社会契约使人类所丧失的，是人类的天然自由，是人们所祈求得到而实际得到了的那些东西的种种无限的权利。

[54]诚然，这个评论还算中肯，但在两千多年前，柏拉图就指出正义是秩序，是和谐，是善。在没有人们利益对立的条件下，是在人与自然界的对立统一中来实现的。

心灵的这些性质就是自私和有限的慷慨。[102]和霍布斯不同，洛克认为自然状态下人们享有的自由平等，是值得称颂的：人类原本生活在一种完善的自由状态，人们根据自然法的规定，用自己的方式为人处事，不需要听从任何人的指教。

[85]然而，这只是或许、可能和如果，并不能说明道德与法之间有必然的联系，许多遭受法律强制的人们不仅不认为它具有道德约束力，甚至那些自愿接受体系的人，也不一定认为这是他们的道德义务，虽然这样的体系会十分稳定。我们看到的倒是这样的情景，正直的人在遵守正义的法则时，别人却并不遵守，因此，正义的法则不过是在为坏人造福，而给正直的人带来的却是不幸，为了改变这种情景，就需要有约定和法律，以便将权利和义务结合起来，使得正义得到声张。它绝不能因为，某些公民对于良善生活的概念观比别人的更珍贵或更优越，而据以限制别人的自由。至此，可以为法律下一新定义了：法律—是以国家权威强制施行的对人性中恶的行为的制裁和规范。

一 自然与法首先声明一点，这里用自然与法这一标题，是不规范的，在法哲学或法理学的一般著作中，这里所用的自然是指自然法，这里之所以这样用，是为了避免自然法与法这样拗口的标题。但因自然法学说自身的神秘性、意识形态化而没有确立其牢固的根基。

夫可以见之明不离目，可以听之聪不离耳，目明而耳聪，不可学明矣。资产阶级的思想先驱者在谈到权利与法关系时，往往都是以自然权利为突破口的，但是他们的论证方式却各有不同。

纠纷的出现或是因履约的条件变化，或是单方面的毁约，以致对立统一的关系变为恶的对立，终于闹上法庭。[52]好象有点明白了：每个人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不互相干扰，不相互争斗。

梏之反复，则其夜气不足以存。这类纠纷不管是口头要约的还是白纸黑字的，开始并没有处于恶的对立中，而是因相互约定而处于对立统一的关系中。[63] （德）康德著，关文运译：《实践理性批判》，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30页。明白了以上的道理，我们再来看人性的善与恶，或许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自此以后，道德与法的关系成了一些法哲学论著的重要内容，康德虽然分别有《道德形而上学原理》和《法的形而上学原理》，但都把道德和法放在他的绝对命令之下，成为绝对命令的不同分枝，在他那里道德与法的联姻并不突出。法出于礼，礼出于治，治、礼，道也。

如果主性恶说，刑设法罚则大有用武之地，禁恶除奸，百姓安堵。但是，如果人性本善在不良的社会条件影响下如此容易被攻陷，这只能说明人性善太脆弱了，让人怀疑人性善是不是只是一种道德托词？如果说人性善必须时时息养，杜绝外界的干扰，否则便不能繁茂兴盛，反而有梏亡之虞，这不是比温室里的花朵更难侍弄吗？然而，即使人们对孟子的人性善有这样那样的诘难，有些诘难也并非没有道理，但必须特别指出，孟子的性善论是一个伟大的理论，他不仅在两千多年前的先秦诸子中出类拔萃，较系统地论证了人性善，使中国的德化教育有了深厚的人性根基，仁、义、礼、智、信成为数千年来中华民族发自内心的道德流淌，这可能是中华文明长存于天地之间、磅礴于四海之内的内在根据之一。

这八项规则构成法律的内在道德，这一内在道德既涵摄了义务的道德又涵摄了愿望的道德，[91]但主要是愿望的道德，富勒写到：法律的内在道德注定基本上只能是一种愿望的道德。当某人通过损害他人的利益来满足自己的欲望，这是恶，在人类社会中不多亦不少。